在不久前召开的第11届更好的空气质量大会（BAQ）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朱彤就“中国如何基于科学研究制定清洁空气政策、采取行动”做了报告，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的最新成果与更多亚洲国家分享。

朱彤长期开展大气化学及环境健康研究，致力于将基础前沿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应用于解决我国重大环境问题，面对降碳减污的国家重大需求，他提出以健康驱动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

随着大气污染治理的不断深入，其带来的环境健康效益有哪些变化？我国针对大气污染开展的多个重大研究计划在过去十年的大气污染治理中发挥什么作用？当前正在召开的COP28大会上，首次举办“健康日”活动，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受到更多关注，大气污染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哪些相关性？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朱彤院士。

中国环境报：很高兴您能再次接受中国环境报的专访。2013年4月1日，中国环境报刊登了您的专访《PM2.5对健康的影响能否说得清？》。十年过去了，从“大气十条”到“蓝天保卫战”，由空气质量改善带来的环境效益十分显著。11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简称“行动计划”）。您认为“行动计划”的实施，是否会带来更大的空气质量改善的边际效应？

朱彤：边际效应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果从边际成本的角度看大气污染治理，通常认为在更低浓度时，每削减1微克/立方米的污染物的难度更大，投入也会更高，治理的边际成本也会更高。而这对于深度治理空气污染似乎是个不利的条件。

但是，如果我们从健康收益来看，深度治理的边际效应又会带来利好条件。PM2.5的暴露—反应关系并非线性，低浓度区间PM2.5的暴露反应关系曲线更为陡峭，这可能是因为低浓度区间的PM2.5组分“毒性”更大。在浓度更低也就是空气更清洁的情况下，主要大气污染物PM2.5单位质量浓度的下降带来的健康边际效应会更大，也意味着我国在未来的“行动计划”阶段，更大的空气质量改善有潜力带来更大的健康收益。

中国环境报：在不久前召开的第11届更好的空气质量大会上，您展示的PPT中引用了一个数据：中国在7年间的空气质量改善相当于美国30的历程。中国针对大气污染开展多个重大研究计划，投入很大，这在过去十年的空气污染治理起到了什么作用？在大气治理方面，我国目前有哪些科技优势？

朱彤：回顾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进程，我认为主要有几个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我们的空气污染治理是起步于别人的经验基础之上，包括美国、欧洲等，过去作为“学生”我们学习了很多宝贵的经验。第二，我国在该领域的科研投入非常大，使得治理政策的制定有非常强大的科学基础，才更有针对性。中国的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有多个重量级的科研项目支撑，比如科技部大气污染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大气污染基础研究重大研究计划等，带动了相当大的一批科研人员投入到中国大气污染研究中。

这些科学研究不仅能够让我们了解大气污染的复杂性，而且能够找到复杂的原因。中国的大气污染物来源特别复杂，这与中国是一个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有很大关系。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水泥、钢铁等生产量大，能源利用也较为依赖煤炭，这与伦敦早期的“煤烟型”污染来源类似；同时我国城市也有规模很大的机动车保有量，又具备历史上洛杉矶烟雾事件的污染特征。在同一时期混合经历着欧美不同时期的大气污染问题，北京大学唐孝炎院士基于此提出了“大气复合污染”的理论。

通过科学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大气复合污染主要体现在多种污染物进入大气以后，会有非常复杂的化学反应，还与气象，以及大气物理过程有复杂的交互关系。

此外，大气污染物对环境、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涉及健康、生态、气候等很多复杂问题，精准溯源、预报、预警和及时开展应对行动可以实现精准治污、科学治污。

过去10年，中国在大气污染治理的科学研究积累了大量关键成果：污染源清单的编制帮助我们更好地识别和量化污染来源；污染监测帮助帮助我们更了解空气质量现状和基数；也建立了模型来开展预报、预测等。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科研和应用都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这些都对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起到非常强大的支撑作用。 

中国环境报：以前在一些国际会议中，我国一些城市更多的是去学习，包括国外的制度和技术等经验。而近年来，很多城市更多进行了经验分享。这次会议上也有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代表，表达了向中国学习空气质量改善做法和经验的意愿。在2021年召开的院士大会也指出，要“聚焦气候变化、人类健康等问题，加强同各国科研人员的联合研发”。在加强国际合作方面，特别是大气污染治理和环境健康方面，您有哪些设想和建议？

朱彤：中国的大气科学治理给其他面临同样挑战的发展中国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可以在这些方面开展更多的合作。过去我国学习了很多欧美国家的经验，现在中国经验也值得亚洲很多其他国家借鉴，我们认为相关成果和经验的共享、科技资源的共享、科研数据的共享，都能够很好地帮助亚洲其他国家和非洲国家。在北京大学和亚洲清洁空气中心联合组织的科学治理经验分享和亚洲交流专题分会期间，不仅分享了科学治理的概念和框架，还包括一些具体的科学技术方法，得到了多个亚洲国家政府部门代表和科学家的积极反馈，希望开展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

空气污染是全球面临的挑战，通过合作，中国的经验和成功案例可以为更多国家和地区所借鉴，也让我们的科学研究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

中国环境报：关于空气质量标准，在更好的空气质量大会上本报采访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也表示，目前全世界99%的人口呼吸的空气都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全球空气质量指南》指导值。您认为如何进一步通过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带来更多健康效益？

朱彤：更深度地空气污染治理将使得易感人群得到更大的健康保护，包括儿童、老年人、患有慢阻肺、心血管疾病、哮喘等基础疾病的人群等，他们暴露在PM2.5污染中更为脆弱。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加之社会对人口生育的重视，进一步开展多种空气污染物的深度、协同治理，以减少空气污染带来的有害健康影响变得愈发重要。

我国在2012年把PM2.5纳入空气质量标准，年均值35微克/立方米，日均值70微克/立方米。当时标准提出后，有人认为需要二三十年达标，而现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大部分城市都已达标。世界卫生组织两年前更新《全球空气质量指南》，设定了空前严格的PM2.5指导值，也给出了4个阶段性目标（过渡值），而我国的标准仍处于最宽松的过渡目标。国内外的最新趋势给我们提示，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能力和潜力都很大。我认为，空气质量标准要超前于当前空气质量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够发挥引领作用，保障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中国可以考虑启动下一轮标准的修订工作，通过标准的修订，进一步促进环境空气质量的提升，带来更大的健康效益。

标准的修订需要从不同视角考虑多方意见。既要考虑公众健康改善，这是非常重要的目标，同时还要考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承受力，以及技术的可达性、可行性等。修订标准需要经过多方面的讨论和研究，可能要一两年甚至三四年才能够完成修订工作，因此应该尽快提上日程。

中国环境报：目前正在召开的COP28将举办“健康日”。在您看来，应对气候变化与减少空气污染方面，如何从环境健康角度出发有效协同？

朱彤：过去在谈论气候变化影响的时候，很多还都是强调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等。我们很高兴看到COP28大会首次设立“健康日”，把对气候变化健康影响的重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过去10多年，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和证据显示，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有较大的危害，包括直接和间接的。比如热浪，大家可以直观感受到；而伴随热浪的发生频率和强度明显增强，加之部分地区干旱加重，使得野火和沙尘发生的频率大大增加，进一步又会形成有严重健康威胁的空气污染事件。

从这个举例就可以看到，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和健康效应三者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在治理的时候也需要协同考虑。由于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同根同源的特征，我们过去也一直都在强调需要降碳减污、协同增效。但是不同排放源的控制、不同措施组合以及在不同区域来实施，可能会带来不同维度和不同程度的健康效益。因此，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需进行科学考量，综合考虑空气质量改善和碳减排的最优路径。怎样从健康效益最大化角度来提升对这两者的协同治理？这是一个新的课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更广泛关注。（记者刘蔚）